体医结合：“健康中国”需要一张运动处方

        体医结合，从字面上理解为体育运动与医疗相结合，即用体育运动的方式、代替医疗，使身体回复健康。这是使康复人群、病症人群、病兆人群、亚健康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最有效途径。

        “如果把‘健康中国’简单理解为解决看病和就医问题，就很难从根源上增强国民体质。现在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体医结合’，是‘大健康、大体育、大卫生’的概念。”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医院前院长李国平对记者表示，健康这个关乎每个普通人切身保障的话题，已成为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讨论的热点。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八一体工队前大队长钱利民看来，“体医结合”正是关键——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钱利民便首次提出“体医结合”概念，提倡将以往应用于运动员伤病康复训练的理念，应用到慢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中。

        根据我国2013年的统计数据，生活方式病导致的死亡占我国总死亡率的87%，我国心脑血管病患者有2.9亿人，糖尿病患者有1.14亿人。“我国疾病谱已经发生变化，多发疾病从传染病变成了生活方式病，也就是慢性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青少年体育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郭建军说，“人们的生活方式中，运动和营养是与健康相关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体育的角度来解决慢性病问题”。

        “体医结合”，是我国体育与医疗系统共同面对的课题。在李国平看来，体育和医疗应该成为推动健康中国的共同动力，这一点，体育界和医疗界已有共识，现在亟须的是双方尽快合作。钱利民曾在政协提案中指出，国家应该积极统筹协调体育与医学融合，指导全国体育与医学在慢性病预防、康复方面的合作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已成为常识，“但大众只知道应该运动，却不了解怎样运动对预防和缓解疾病有好处。这就需要体育总局和卫计委分别派出专家，各尽所长，共同研究不同患病人群应该怎样科学地运动。”李国平说。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的体育和医疗尚处于相对分离的阶段。“体育总局负责国民体质，卫计委负责医疗，长期以来我们分工多、合作少，但缺少体育手段的医疗和盲目运动都是存在隐患的。”郭建军表示，“体育界和医疗界要合作的事还有很多”。

       近两年来，李国平一直在为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合作奔走。李国平告诉记者，目前国家体育总局有个初步的想法，并已搭建了平台，希望能邀请医疗口的专家一起来研究“体医结合”的落实。

        在我国，“体医结合”的实践已经开始小规模试行。2014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广安门医院、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合作，由医生对呼吸病患者进行运动量评估，体育专业人士指导锻炼，并使用运动心肺测试仪，对运动中的心肺情况进行跟踪观察。

        与运动结合的治疗手段使患者病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医药费下降60%以上。郭建军向记者透露，近两年来，他们已经将类似的治疗模式从呼吸病扩展到心脏病等其他慢性疾病，除了广安门医院，目前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湘雅医院的合作也已经展开，“现已推广到社区医院”。

        “体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得到了患者的认可，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接受这种新型治疗的机会，还有很多患者在排队等待。郭建军告诉记者：“目前患者到医院做康复运动，主要是以中医康复的名义缴付费用，但数量极低。资金不足导致协助患者进行体育锻炼的指导师、制定运动方式的研究人员积极性不高，能给患者提供的资源也就太少了”。

        在体育与医疗结合的进程中，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李国平提议，国家应逐步建立“运动处方库”，针对各类慢性病制定多样的体医结合治疗手段，“投入使用的运动处方必然要经过科学验证，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骨质疏松病人不可能采用同一套锻炼手段。这是一系列大课题”。

       “体医结合”的获益者远不止停留在慢病人群，在李国平的提案中，“保持健康人”、让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是更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方式。以往的健康人群主要用体检的方式筛查疾病，而“‘体医结合’后，常规体检应当有运动能力测试，例如内脏、关节能承受什么幅度的运动。单从身体指标测试这一项，就需要科学开发、设备投入及医保方面的资金投入等。”李国平说。

        据郭建军介绍，目前我国在“体医结合”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国家体育总局专门立项，在北京八里庄二社区建立了一个社区体育医疗示范点。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在着手准备建设一个以预防慢性病为目的的运动指导示范点。“这说明国家疾控中心已经开始重视体育，并且开始投入资金。”郭建军说，“大家都在摸索，只是步伐太小了，如果想尽快满足老百姓的需要，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的投入”。

           “体医结合”需要长期建设，在起步阶段，尤其面临人才缺口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胡杨向记者表示，以往体育高校在培养体育指导人才的过程中，健康、医疗的课程体系是薄弱环节，“‘体医结合’的概念提出后，确实要考虑培养体育指导人才的大众运动医疗指导能力”。

         与运动指导人员相比，医生的指导意见对大众更有说服力，但医疗界将“运动处方”纳入治疗手段同样存在难题。在胡杨看来，体育院校设立的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等专业，尽管是将运动与医学、康复结合起来的专业，但主要面向运动训练和运动损伤的康复，且绝大多数学生是普通高考生，自身不掌握体育技能，因此，这批人才也很难立即投入大众运动医疗。而从医学教育的角度，郭建军发现，“6年的医科大学教育没有一门课讲体育，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身体活动与医学是什么关系。这是医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缺憾。医学教育应该加入体育与健康教育，而且医生也非常渴望了解体育。”郭建军在全国医生培训班上讲过三四十场体育与医疗相关的课程，在医生中反响强烈。

        “但在校学生的课程量毕竟有限，课程体系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胡杨说，“未来，运动健康指导员和能够开运动处方的医生，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行业协会培训、审核的方式获得从业资格，而高校在培训体系中是师资的提供者。有意向的高校学生和体育、医疗从业者都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加入‘体医结合’的人才队伍”。

          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国平提出“推进运动防护师队伍建设”的提案，而这项提案正在落实，“运动防护师”作为一种新兴行业，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现在，李国平正在牵头制定“运动防护师”培训、审核等一系列规范，当这个行业以规范的组织流程运作起来，“体医结合”又将向前迈出新的一步。

来源于《 中国青年报 》（2016年03月14日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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